1965年，我19岁，在呼和浩特交通学校路桥专业读三年级。快过春节的时候，我和父母商量：“今年春节我想让一个藏族同学到家里来和咱们一起过年。这个同学是农奴出身，他叫小旺久，比我小一岁，今年18岁，是我的好朋友。今年我们学校有了一个藏族班，全班50名学生大部分是农奴出身，学校让我们班做藏族班的辅导班，以便帮他们学会和掌握专业课的知识，还要求我们和藏族同学结成互相帮助的对子，因为这些同学根红苗正、苦大仇深、无产阶级立场非常坚定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小旺久1959年离开西藏后，从来没有回去过。所以今年我想请他来咱家，体会一下咱们呼和浩特市人是怎么过大年的。”我父亲听了，笑着说：“交通学校有了藏族班，这是呼和浩特市的一个不小的新闻，市里很多人都知道。人们都非常同情这些来自西藏的孩子们。他们全部是苦大仇深的农奴，大部分孩子和这个小旺久一样，连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。现在市里好多单位都请他们去做忆苦思甜的报告呢。”母亲也说：“除夕那天，你早点到学校接他。”得到父母亲的许可，我心里十分高兴。我弟弟、妹妹更是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他们的学校呼和浩特市第八中学、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，就曾经请藏族班的同学去做过忆苦思甜报告。这个春节能直接和藏族学生面对面坐在一起吃饭，并且听听西藏风俗和他本人的故事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。
大年三十吃过中午饭，在弟弟妹妹一再督促下我便到了学校。小旺久听说我们邀请他到我家过大年，也非常高兴，将集体配发的淡蓝色的制服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小伙子显得格外精神。下午两点多钟，我们二人从学校出来直奔三官庙街我们家。沿途经过公园南路、梁山街、大南街、大西街、小西街、大兴泰巷、就到了三官庙街，几乎横穿了整个旧城。条条街道张灯结彩，一片欢乐景象。那时候我家住在旧城三官庙街27号，也就是三官庙院里。从1957年开始，呼和浩特市民间歌剧团就在这座大院里办公。除了剧团办公室、排练厅、舞美间、演员宿舍、食堂、库房以外，院里还住着30多户剧团家属。按照呼和浩特市人的传统习惯，除夕这天，家家户户都窗明几净，门口贴上了大红对子（春联）。一腊月的忙碌终于结束了，孩子们迫不及待地都早早换上了新衣服，大人们正在准备年夜饭。歌剧团在大门口挂起了红旗和两个大号的红灯笼，门口正中还垒了个大旺火。这一切令小旺久感到十分新鲜，他说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在汉族人家里过春节。
1965年的春节供应，和前几年困难时期相比好了许多。国家的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好转，物资虽然比起前几年丰富多了，但多数商品仍然凭票供应。不过那时候市里有了自由市场，商品不足时可以到自由市场去选购，只是价格比起国营商场要贵得多。母亲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，足足有七八个菜，还有人们喜欢吃的油炸糕、摊花和豆馅馍馍。傍晚，我们一家人和客人围坐在饭桌旁，天南海北，边吃饭边聊天。小旺久的到来，更给年夜饭增添许多色彩。那时候人们家里没有电视机，更没有春节联欢晚会，人们的年夜饭却吃得十分惬意。
饭后便是包饺子守岁。往年除夕，弟弟妹妹一吃过饭就找小伙伴出去玩，根本不着家。今年可大不一样了，晚上他们要好的同学来了七八个，多数人住在附近的。听说我们家来了个交通学校藏族班的学生叫小旺久，都来到我家，把两间大的屋子占了一多半。大家有说有笑，一会就和小旺久打得火热。我和父母在炕沿一边包饺子，一边听小同学们们七嘴八舌向小旺久提问。
小旺久的家在西藏山南地区，他从小没有了父母，从记事起他就住在头人家的羊圈里。他的姑姑也是个农奴，在政府和解放军的帮助下，找到了小旺久，并且从头人那里把他解救出来，从此小旺久就管姑姑叫妈妈。后来姑姑结了婚，姑姑的丈夫恰巧是他的舅舅，这样他就又管舅舅叫爸爸。他们现在还在山南。民主改革后，他们在一个公路道班当养路工。小旺久说：“离开西藏5年多了，我一直没有回去过。姑姑和舅舅就是我的爸爸妈妈，现在很想念他们。别看我们年龄已经不小，其实文化课只有小学水平。我们班50个人年龄差距很大，有的已经二十三四岁，有的只有十七八岁。班长加羊丹巴和团支部书记德吉央宗还是共产党员。我们这些同学以前全部是农奴。如今，我的一切都由国家负担。”大家问他：“你们也是四年毕业，那专业课能学完吗？”我接过话题说：“他们这些同学来学校的时候，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四五年级。为了让他们在四年内尽快掌握专业知识，学校想了好多办法。其中让我们路桥专业高年级的学生当他们的辅导员，并且和他们交朋友就是方法之一，这叫‘兵教兵’教学法。这样可以把我们所学的专业知识，提前教会他们。”
谈笑间，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午夜时分，外面鞭炮声大作。我说：“咱们一起出去绕旺火、接神吧！”这时候，大门口的旺火已经点燃，一群孩子们簇拥着我和小旺久来到旺火旁，大家手拉手围着旺火又唱又跳又放鞭炮。
